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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汽車的隱形脊梁

來源:PTC 發布時間:2026-02-12 507
汽車制造 產業動態
業界早已共識:V 模型已難以支撐軟件定義汽車的發展。真正的關鍵在于下一步——如何構建一種既具速度又可追溯的可靠開發節奏?模型化系統工程、數字主線以及清晰的責任體系正成為核心,并從根本上重塑未來的汽車開發方式。

業界早已共識:V 模型已難以支撐軟件定義汽車的發展。真正的關鍵在于下一步——如何構建一種既具速度又可追溯的可靠開發節奏?模型化系統工程、數字主線以及清晰的責任體系正成為核心,并從根本上重塑未來的汽車開發方式。


一次軟件更新推遲了車型上市,一套未被整合的測試環境帶來了安全漏洞,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變更請求最終演變為項目級危機。這樣的場景,如今在許多研發部門中已不再是例外,而是結構性轉型的真實寫照。現代汽車開發的要求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尤其在于:軟件早已不再是附屬,而成為核心的差異化要素。


然而,盡管產品形態和市場環境已經改變,許多流程和系統架構仍然基于一個為硬件主導系統而設計的開發模型——V 模型。隨著軟件逐步定義車輛的核心功能,傳統開發結構正不斷觸及極限,尤其是在功能不再是一次性集成,而需要持續更新的情況下。今天希望站在創新前沿的 OEM 和供應商,需要在技術、組織和戰略層面找到新的答案。


從認知問題到落地問題


行業已經看清了問題,但真正的挑戰在于治療方案。關鍵不再是是否理解現代方法,而在于能否將其有效落地到日常開發工作中。決定開發速度、質量和可追溯性的,不是洞察本身,而是執行能力。


核心抓手集中在三個方面:


其一,在異構工具環境中,逐步從 V 模型過渡到模型化系統工程(MBSE);


其二,將產品生命周期管理(PLM)與應用生命周期管理(ALM)可靠耦合,形成貫穿全生命周期的數字主線;


其三,在關鍵決策和驗證節點有針對性地引入 AI 智能體。


從實踐角度看,這意味著優先在變更壓力大的試點領域引入模型化方法。同時建立統一的元模型和跨系統的標識符體系,通過事件機制解耦接口,盡早實現可追溯性的自動化,并將治理邏輯從部門導向轉向以產品為中心。進展可以通過一系列指標衡量,包括變更申請到批準的周期、模型化測試的成熟度、物料清單與軟件狀態的一致性,以及集成階段的缺陷回流情況。


從 V 模型到模型化系統架構


經典 V 模型對需求、設計、集成和測試進行了嚴格分離。這種方式帶來了清晰的職責劃分,但也固化了接口和順序流程。在實踐中,它往往導致反饋周期冗長、變更不透明以及較高的集成風險。在軟件密集型項目中,這種邏輯還會放大技術債務:某一處的變更需要在其他地方手工補償,信息孤島阻斷了可追溯性。組織由此喪失靈活性,新需求的實現既緩慢又昂貴。


與其在 V 模型的癥狀層面修修補補,不如構建一種能夠顯式表達依賴關系、并支持迭代的工作基礎。MBSE 正是這樣的基礎:開發內容不再以文檔形式存在,而是被維護在一個一致、可版本化的系統模型中,將需求、功能、接口和驗證統一起來,從而實現并行、可追溯的開發。


在高度復雜、強連接、軟件占比高的車輛架構中,MBSE 尤其關鍵。它可以及早識別功能依賴關系,高效管理變型,并從模型中自動派生測試用例。這不僅提升了開發質量,也顯著降低了變更、認證和驗證的時間成本。此外,MBSE 還支持對非功能性需求的顯式建模,例如安全性、網絡安全或性能指標。在應對 ISO 26262、SOTIF 或 UNECE R155 等國際法規時,這一點正逐漸成為戰略優勢。將 MBSE 模型與規范性要求及早關聯的企業,既能降低合規風險,也能提升審計效率。


與此同時,MBSE 也改變了組織中的責任結構:系統架構師成為連接專業領域、功能和法規的核心角色。在許多企業中,這要求從線性管理轉向以系統模型為核心、具備清晰所有權的跨職能團隊。

 

在既有工具環境中的轉型路徑


從 V 模型向 MBSE 的轉型,幾乎從來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實踐證明,分階段推進最為有效:在繼續使用現有工具的同時,引入模型化工作方式。第一步通常是在變更頻繁的關鍵領域開展 MBSE,例如駕駛輔助或能量管理功能。第二步,通過清晰定義的接口逐步連接相鄰學科。


統一術語和工件是成功的前提。共同的元模型可以減少學科和工具之間的“翻譯損耗”,其中包括統一的標識符、命名空間以及一致的變型和配置規則。只有當這種“共同語言”建立起來,MBSE 才能在項目中真正發揮作用。


在成熟的系統環境中,成功與否往往取決于集成能力。與其替換工具,不如通過互操作性放大既有投資價值。模型化方法與 PLM、ALM 等系統的結合,不僅需要技術接口,更需要語義層面的橋梁。集中維護的元模型由此成為速度、復用性和審計能力的戰略使能器。


數字主線:系統集成的核心支撐


只有融入整體架構,MBSE 才能釋放全部潛力。數字主線——也稱為智能產品生命周期(IPL)——正是這一架構的核心。它將需求工程、設計、制造直至現場運維的信息貫通起來。


這種連續的數據流消除了信息孤島,加快了系統集成。PLM 和 ALM 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PLM 管理物理產品結構,而 ALM 負責軟件相關內容,如需求、測試、構建和版本。


挑戰在于兩者的協同。在許多企業中,PLM 與 ALM 仍然割裂運行,導致集成受阻、發布周期拉長。穩健的數字主線能夠同步軟硬件狀態,確保從開發到制造再到現場的端到端可追溯性。這正是 OEM 實現持續集成、快速功能發布以及軟件定義功能合規證明的關鍵杠桿。


在這一過程中,開發合作伙伴之間的互操作性同樣至關重要。許多 OEM 與大量供應商協同工作,而后者往往使用各自的工具集、數據結構和流程。如果缺乏標準化的數據模型和接口,這種異構環境不僅會危及項目進度,也會削弱車輛層面的系統集成能力。數字主線在此提供了一套共同的語義基礎,使得各類組件能夠在統一標準下跨越系統邊界進行編排與協同。

 

連接 PLM 與 ALM:可落地的架構原則


實踐中,PLM 與 ALM 的集成通常沿三條軸線展開:


第一,配置關聯:PLM 中的物料對象與 ALM 中的軟件基線建立穩定引用,使每一種硬件配置都對應明確的軟件狀態。


第二,變更關聯:PLM 的工程變更與 ALM 的變更請求在語義層面綁定,實現狀態同步和影響范圍分析。


第三,測試關聯:PLM 的檢驗特性與 ALM 的測試用例相連,測試結果回流形成閉環。


技術上,這可以通過統一標識符體系和事件流機制實現。變更以事件形式發布,各系統作為消費者更新相關工件,既保持解耦,又實現同步。關鍵在于,將這種集成視為一個持續演進的產品,而非一次性接口工程。


組織結構調整:以治理取代孤島


組織結構必須為系統架構提供支撐。以產品為中心的運營模式,將責任沿著車輛功能進行整合,而不是沿著傳統部門邊界分割。系統架構委員會負責沖突優先級的裁決、模型放行標準的制定,并確保所有變更符合安全與合規目標。變更應在數據主權所在之處作出決策,而不是在層級化的審批流程中反復等待。


治理只有在可以被衡量時,才能真正發揮作用。面對跨職能開發和快速迭代的需求,傳統的線性組織結構正不斷觸及極限。相比通過接口將孤立的部門簡單連接起來,更有效的方式是建立具備完整產品責任的團隊,從需求定義一直覆蓋到測試驗證。系統負責人(System Owner)或模型負責人(Model Steward)等角色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因為他們能夠在一個一致的系統模型中,統一技術、業務以及法規要求。這些角色必須配備清晰的授權、組織層面的支持以及方法論上的賦能,否則轉型只能停留在表層。


與此同時,企業文化同樣面臨挑戰。跨學科協作、對模型化方法的開放態度,以及對數字化研發邏輯的共同理解,正逐漸成為實現規模化發展的前提條件。


關鍵衡量指標包括:從變更申請到批準的周期、自動化可追溯性驗證的覆蓋率、集成階段的缺陷回流情況,以及基于模型的測試覆蓋成熟度。這類指標應被納入常規治理體系,并在每一個產品增量周期中持續評估。


要實現這一目標,治理與決策結構本身也必須適配數字化研發的邏輯。責任的劃分不再圍繞傳統部門,而是越來越多地沿著技術系統邊界展開。系統負責人需要對架構、工件以及放行決策擁有實質性的主導權。在這一語境下,領導力不再意味著事無巨細的控制,而是明確框架、清晰優先級的設定。


隨著 Model Steward、System Owner 等角色的重要性不斷提升,功能性孤島的影響力正在減弱。真正關鍵的,是基于統一模型和可追溯數據進行協同決策的能力。治理由此成為支撐開發速度與合規性的結構性前提,而不再是事后的監督機制。


通過 AI 智能體實現規模化


在數字主線之上,AI 智能體正逐步進入工程實踐。與規則驅動的自動化不同,它們具備上下文理解能力,能夠分析模型、工具和代碼庫中的數據,識別模式并觸發行動。


例如,一個 AI 智能體可以基于歷史配置和缺陷數據判斷某項軟件變更可能引發回歸問題,并在風險澄清前自動阻止合并。這不僅減輕了工程師負擔,也提升了系統安全性。


結合 MBSE,人工智能代理可以對照系統模型進行需求核對、模擬變更的影響或執行自動可追溯性分析。這不僅縮短了驗證流程,還通過及早發現不一致或不完整的依賴關系,降低了錯誤率。


下一代開發節奏


行業的障礙不在于認知,而在于執行。V 模型作為主導邏輯已到極限,但工具割裂和數據分散讓它被動延續。真正的進步來自于:MBSE 提供共同系統視圖,PLM 與 ALM 在智能產品生命周期中融合,治理圍繞產品展開,AI 智能體貫穿決策鏈條。


穩定的標識符、事件驅動的同步機制以及可衡量的責任體系,構成新的開發節奏。掌握這一節奏的企業,不再與 V 模型對抗,而是用速度、質量與適應性并存的新體系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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